一.肾病多虚、阴虚多见
肾为先天之根本，内藏先天之精，肾精化肾气，肾气分阴阳，肾阴和肾阳能资助、促进、协调全身脏腑的阴阳，故肾又称为“五脏阴阳之本”。
肾藏精，肾精促进机体生长发育；肾在体主骨，其华在发，另外齿、骨同出一源，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曰：“齿者，肾之标，骨之本也”，故人体的生长发育情况可以从“齿、发、骨”的变化体现出来。《素问·上古天真论》描述了机体肾气由未盛到逐渐充盛，由充盛到逐渐衰少而耗竭的演变过程：“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八八，则齿发去。”若肾藏精功能失常，则影响机体生长发育，在小儿表现为五迟（站迟、语迟、行迟、发迟、齿迟）、五软（头软、项软、手足软、肌肉软、口软）；在成人表现为早衰，如牙齿松动，骨骼软弱无力，头发稀疏、早白、枯萎脱落等症状。肾主生殖，肾精亏虚，机体常常发生性机能减退，生殖功能下降，出现性冷淡、不孕不育等。
肾精一方面促进机体生殖发育，另一方面主司机体整体功能活动。肾主纳气，清·林佩琴《类证治裁》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肾主纳气是肾的重要生理功能，对机体的呼吸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若肾气虚，肾纳气功能失常，则金水失调，摄纳无权，会出现呼多吸少、气短喘促等病理变化。《医林改错》：“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灵枢·脉度》亦云：“肾气通于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肾开窍于耳，肾精不足，髓海不足，两耳失聪，表现为听力减退，或耳鸣耳聋等。《景岳全书》指出：“肾为胃关，开窍于二阴，所以二便之开闭，皆肾脏之所主。”若肾之气化功能失常，可见尿频、遗尿、尿失禁、尿少或尿闭等。大肠与肾相关，肾阴不足则致肠液枯涸而大便秘结不通；肾阳虚衰，大肠传导无力，则大便艰难；或肾气不固，久泻滑脱。肾在志为恐，恐则气下，惊恐伤肾，肾气不固，则可出现遗精滑精，二便失禁等症状。肾在液为唾，唾为肾精所化，多唾、久唾，则容易耗伤肾精。
综上所述，从肾的主要生理特点来论，肾病多虚的理论是明确的。中医肾病包含了肾气虚、肾阳虚、肾精亏虚、肾阴虚和肾阴阳双虚证候，而无典型实证，正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脉证治法·五脏所主》所说：“肾主虚，无实也”。
巴元明教授认为，正虚是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其中阴虚是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内经》曰：“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朱丹溪《格致余论》又曰：“夫以阴气之成，止供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由此可见，阴气是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消耗，易损难复。另外，肾藏精，精属阴；肾主水，水属阴；肾应冬，冬属阴，故肾脏疾病以阴虚多见。
肾脏病属中医“肾风”、“水肿”、“淋证”、“虚劳”、“腰痛”、“血证”等范畴。本类疾病的发生发展错综复杂，属本虚标实之证，肾虚为本，外感、湿热、瘀血为标。从临床来看，无论是肾脏病的水肿、蛋白尿、贫血，还是肾脏病表现的淋浊、癃闭等错综复杂，甚至有时以湿热、瘀血等为主要表现，出现本虚标实的情况，肾虚仍是其发病的基础，在虚的基础上易因虚而感受外邪诱发或加重本病。在肾脏病的治疗中，巴教授在本虚的基础上加以活血化瘀、祛湿化浊，标本兼治，屡获奇效。
二.食饮有节、不妄劳作
巴元明教授重视养生，根据《素问·上古天真论》：“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理论，并总结多年临床经验，提出“三平衡”疗法以养生，“三平衡”疗法包括饮食平衡、运动平衡、心理平衡。
1.饮食平衡
人体必须的营养包括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六大类，这六大类营养物质主要来源于日常饮食。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保护健康的必需物质条件，对人体的生命活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饮食，是指人们进食的食物和饮品。人们通过饮食获得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和能量，维护自身健康。合理的饮食、充足的营养能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延长寿命，提高民族身体素质。
《济生方》云：“善摄者，谨于和调，使一食一饮，入于胃中，随消随化，则无滞留之患。”何谓“谨于和调”？此即饮食平衡。《金匮要略》说：“凡饮食滋味以养于生，食之有妨，反能有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由此可见，如果饮食失衡，可成为病因而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导致脏腑机能失调或正气损伤而发生疾病。
饮食失衡包括过饥、过饱、不洁和偏嗜，均可导致机体功能失常而产生疾病。若较长时间处于饥不得食、食物摄入不足的状态，则气血生化乏源，机体缺乏充足的营养供给，久之则气血衰少而为病。如《素问·平人气象论》云：“人以水谷为本，故人绝水谷则死。”相反，暴饮暴食，或食物摄入过量，也会导致疾病的产生。究其原因，乃是由于食物过量，胃不能及时腐熟，超时停滞于胃中，使气机受阻，或者由于营养过剩，化为脂肪，存积体内，从而导致痰湿内生，遏伤阴气，肾阴不布，百脉不畅，引发诸多疾病。另一方面，摄食无度，暴饮暴食则“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痹论》）。饮食不洁，是指进食不洁净的食物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多是由于缺乏良好的卫生习惯，进食陈腐，或被疫毒、寄生虫等污染的食物所造成。饮食不洁而致的病变以胃肠为主，可能出现脘腹疼痛、恶心呕吐、泻痢、寄生虫病等，甚至发生食物中毒，危及生命。饮食偏嗜，是指对某种食物过于贪嗜，亦是疾病产生的一个原因。《素问·藏气法时论篇》有：“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即强调人们应该吃多种食物，补充多种营养，力戒偏嗜，才有利于健康。
对于饮食，人们常常重视食而忽略饮，即水的摄取。孙思邈《千金翼方》收录《服水经》一卷，并且论述说：“夫天生五行，水德最灵。浮天以载地，高下无不至。润下为泽，升而为云，集而为雾，降而为雨。故水之为用，其利博哉。可以涤荡滓秽，可以浸润焦枯，寻之莫测其涯，望之莫睹其际，故含灵受气，非水不生；万物禀形，非水不育。”水是生命之源，是构成人体细胞和组织的主要成分，人体重约75%是水。另外，水是机体进行新陈代谢的重要介质。保持体内水量平衡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环节，身体缺水会引起许多疾病。美国的医学博士F·巴特曼在《水是最好的药》一书中指出，身体缺水是引起哮喘病、高血压、过敏症、糖尿病、超重等多种慢性病的根源。因此，每天保证足够的水量摄入就成为饮食养生的关键。但很多人却恰恰在饮水的问题上疏忽大意，并不知道每天到底应喝多少水，以致相当一部分人长期处于一种缺水的状态。巴元明教授建议每日饮水量推荐2000~3000ml左右，最好每天保持1000毫升以上的排尿量。不要饮用多次烧开的或放置多天的水，每次饮水不宜过量，以免损害肠胃，饭后饮水也不宜太多，否则不利于消化，还有可能引发胃病。对于肾结石和痛风的病人，多饮水便是治疗不可或缺的部分，多饮水可增加排尿量，促进尿酸的排泄及避免尿道结石形成。
2.运动平衡
《内经》主张“形与神俱”，即精神与形体的统一，方能“尽终其天年”，故形体锻炼是防病养生的重点。《素问·宣明五气篇》说：“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由此可知，如果劳逸失度，或长时间过于劳累，或过于安逸静养，都不利于健康，可导致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失常而引起疾病的发生。劳动与休息的合理调节，是保证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合理适度的劳作、体育活动，有节制的房事，有利于脏腑功能活动的正常调节，气血的舒通，使人身心愉快，身体健康。
对于大多肾病患者，基于“肾病多虚，阴虚多见”的理论，巴元明教授建议其身体锻炼应以小运动量为主，如慢跑、散步、气功、导引、太极拳等，使气血宣通，筋骨强实，抗病祛邪，切不可过劳，伤筋动骨，汗出过多，而致耗气伤阴，于养生无益；例如过度劳累可加重蛋白尿。虽然过劳影响健康，过逸也可致筋骨柔弱，气血凝滞，机能衰退，出现肥胖、动则汗出、健忘等一系列症状。所以动静结合、劳逸适度、起居有常方可健康长寿。另外，对于尿路结石的患者，巴元明教授有其独特的运动方式，常常建议患者穿上软底鞋，于地面平坦处，双手叉腰站立，踮起双脚后跟，然后双脚后跟用力触地，通过该运动方式促进结石的排出。
古代医家历来都把适量运动看作防病治病、养生调摄的手段，反对过度的闲逸和过分的劳累。如华佗所说：“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可见运动平衡的重要性。
3.心理平衡
中医学将人的精神活动归纳为七种，即喜、怒、忧、思、悲、恐、惊，简称为“七情”。在正常的情况下，七情是人体对客观外界事物和现象所做出的七种不同的情志反应，是人体的生理本能。七情由五脏精气所化生，与五脏有密切的关系。《内经》根据七情和五行、五脏的亲和性，把喜怒忧思恐分属五脏，即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肺“在志为忧”，脾“在志为思”，肾“在志为恐”。
但是当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人体本身的生理活动的调节范围时，则会引起脏腑气血功能紊乱，导致疾病的发生，此时的七情便成为致病因素。由于在生理上情志与五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以“五志过极”为基础的七情，作为精神致病因素就能直接损伤五脏，如《灵枢·百病始生》说：“喜怒不节则伤藏。”具体地说，七情对五脏的损伤有一定的选择性，常归纳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情志变化过极也可以影响人体的气机，不同的情志变化对人体气机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导致的病证也是不相同的。综上所述，七情具有两重性，适度的情绪反应，为人之常性，属生理范畴，若七情过度，超过机体生理调节范围，则成病因。因此，保持心理平衡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基本要素。
三.未病先防、炼液为膏
1、培元固本，未病先防
巴元明教授把“治未病”的理念贯穿于肾病治疗的始终，尤其重视亚健康状态肾虚证的治疗，并提出培元固本，未病先防的理论。
“治未病”的概念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就生动地指出了“治未病”的重要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健康所下的定义是：“健康是指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全部良好的一种状况，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生病或虚弱。”根据这一定义，WHO一项全球性调查结果表明，全世界真
正健康的人(第一状态)仅占5％，经医生检查、诊断有病的人(第二状态)也只占20％，75％的人处于健康和患病之间的过渡状态，WHO称其为第三状态，我国学者称之为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状态又称“次健康”，因其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特有的时代性，被称为“世纪病”。
亚健康状态是指体内病理信息隐匿存在的阶段,或已经具有少数先兆症状或体征的小疾小恙状态,但尚不足以诊断为某种疾病。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增快，各种压力的增加，亚健康状态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社会问题。其中临床表现以肾虚证为主的患者所占比例不容小觑。
肾为先天之本，寓有元阴、元阳，肾阴和肾阳能资助、促进、协调全身脏腑之阴阳，故肾又称为“五脏阴阳之本”。阳气不足，可发于五脏六腑，但一般以肾阳虚衰最为重要；阴气不足，亦可发于五脏六腑，但一般以肾阴亏虚为主。《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记载：“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因此，巴元明教授认为，调理肾之阴阳，培元固本为治疗亚健康状态肾病之准则。
2、炼液为膏，救偏却病
中医膏方，又称膏滋，古称煎膏，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中记载“大乌头五枚，以水三升......弱人服五合”是关于内服膏滋方的最早记载。至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中记载“苏子煎”云：“捣苏子，以姜汁......于烫上煎之，令如饴”，以此水煎去渣，取汁，浓缩，加蜜成型及内服的特征，已与现代膏方制作工艺极其相似。发展到明代，膏滋已在民间普及，这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详细记录。延至清代，膏滋已经盛行开来，甚至在宫廷内应用十分鼎盛，如《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一书便收内服膏方近30首。现代膏方发展更加成熟，制备工艺更加完善，临床应用更加广泛，在保健和治疗疾病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受到越来越多医生及百姓的推崇。
膏方是一种兼具滋补、防病及治病等综合作用的中药内服制剂。正如近代著名医家秦伯未先生在《膏方大全》中指出：“膏方并非单纯之补剂，乃包含救偏却病之义”。膏方的应用历史源远流长，其理论依据多宗于《内经》，《内经》确立了“虚则补之”总的治则，故膏方防病治病以虚证居多，具体治法多以“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原，以消阴翳”调节阴阳，通过多味药物的合理配伍，达到“调理阴阳，以平为期”的目的，使机体处于“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健康状态。
巴元明教授认为，膏方充分体现出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点。整体观念强调人体内部有机整体应与外界自然环境协调统一，中医认为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四季变换蕴含着阴阳的消长变化，膏方常于冬季服用就是基于“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促其根”的理论基础。我国民间素有冬令进补的习惯，更有谚语云“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冬令进补，来春打老虎”等说法。针对不同体质人群，不同发病原因患者，因人制宜，统察其全身情况，望闻问切，辨证施治，以最合理的膏方达到最佳疗效。
肾病多属慢性病，对于慢性病患者，通过膏方的调理，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救偏却病，恢复机体的阴阳平衡，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最终达到减轻疾病症状、减少复发次数、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等功效。膏方在人体吸收慢，停留时间长，比其他剂型能更好的发挥滋补的作用，并且具有药物浓度高、药效稳定、服用方便、口味怡人、便于携带等优点，因此是中医传统剂型中防治慢性疾病的最佳给药方式。巴教授研制的九味维肾膏和六味维肾膏在临床分别治疗肾阳虚证和肾阴虚证疗效显著。
四.内病外治、简便效廉
外治法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因其不经胃肠吸收，不须经过肝脏的首过效应；不干扰血药浓度稳定状态，降低了药物的副作用；避免了多剂量给药，简便易行；更好地体现了攻邪而不伤正的原则，可弥补内服攻下药损伤正气的缺点等，为临床提供了一种有效、价廉、操作方便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对于肾病外治，巴元明教授认为肾病多为慢性病，病机复杂，病程较长。肾和脾分别为先、后天之本，二者在生理上相互资助，在病理上亦相互影响。肾病迁延不愈，先天无以温养激发后天，则后天脾土功能受损，脾虚日久则虚不受补，内服汤药无法经胃肠吸收而发挥作用，故巴元明教授另辟蹊径，内病外治，以获异曲同工之妙。清代吴师机《理瀹骈文》曰：“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医理药性无二，而法则神奇变换。”由此可见，外治法与内治法在医理与药性上并没有区别；所异者，法耳，只是方法上的不同，即饮之内与施之外的区别。
在湖北省中医院，巴元明教授组织并推动外治法治疗疾病的应用，形成了以“内病外治”为特色的团队，其中包括肾内科外敷等外治法治疗慢性肾脏疾病，肺病科穴位敷贴等外治法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肺脏疾病，儿科穴位敷贴等外治法治疗小儿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耳鼻喉科穴位敷贴等外治法治疗慢性鼻炎等疾病。
1、穴位敷贴疗法
穴位敷贴疗法，是以中医经络学说为依据，将某些药物使用单味或多味组成剂型，把药物研成细末再用姜汁、水、醋、酒、蛋清、蜂蜜、植物油、米饭、枣泥等制成软膏、丸剂或饼剂，或将中药汤剂熬成膏，或将药末散于膏药上，再直接贴敷穴位、患处（阿是穴），使穴位刺激得到和形成药理作用，从而调整机体达到治疗疾病的方法。
现代研究表明，穴位是多层次的汇集处，神经、血液、淋巴和众多组织器官可直接或间接的通过穴位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此外，现代医学多从透皮吸收理论来解释：皮肤是一个天然的吸收膜。药物成分可以通过三条途径进入人体：毛囊、汗管及角质层。其中分子量小的药物成分能顺浓度差向角质层中扩散，分子量大的则以毛孔和汗腺途径扩散为主，此即透皮吸收。
现代医家根据《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发展出“冬病夏治”、“三伏天灸”。在夏季三伏时，人体阳气最旺盛，全身经络最为通畅，皮肤毛孔最为疏松，此时将药物贴敷在穴位上，药物经穴位透入机体，通过经络而刺激全身，可全面调整脏器功能，提升正气，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从而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
局部刺激作用，可改善血液循环、消炎退肿及提高机体免疫力；经络穴位作用，可温经通络、行气活血、祛湿散寒与纠正脏腑阴阳偏衰，起防病保健作用；药物本身效用，清·徐大樁曰：“汤药不足尽病……用膏药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活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服药尤为有力。”药物敷在穴位上经由上而下外而内渗透深部，在局部拥有药物浓度的相对优势进而发挥较强的药理作用。同时通过贴敷穴位激发全身经气，发挥最大全身药理作用；综合作用，此法是结合传统针灸疗法和药物疗法于一体是发挥经络、穴位、药物功效的综合治疗方法。
2、离子导入法
离子导入法是促进药物渗透皮肤的一种有效的物理方法，又称为离子电泳法或离子电渗法。通过电荷粒子在电场中可向某一极永动的原理，在药物，皮肤和组织之间施加特定的电场，可使药物粒子电趋向性加大，活化能提高，在微电流的驱动下产生定向运动。阳离子药物在阳极处透过皮肤，阴离子药物在阴极处透过皮肤，电中性的分子也可以通过电渗作用透过皮肤。从而使中药有效成分、离子、离子团或极性分子，通过完整皮肤于特定部位导入人体治疗疾病，是结合中药、穴位及电流物理作用的一种独特疗法。
中药离子导入法于1958年首创于我国，该法集中药、电疗、磁疗、远红外线于一体的综合疗法，深刻发掘中医中药调治人体脏腑、阴阳、气血、经络的特点，其优越性已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临床中广泛应用，发挥了肯定的疗效。该法具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抗炎镇痛、消除水肿、护肾排毒等作用。适用于各种肾病患者，多数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缓解，特别是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IgA肾病、糖尿病肾病及高血压肾病等疗效确切。肾病多选用肾区、肾俞、脾俞等做离子导入治疗。
在肾病外治方面，巴元明教授目前已经完成了湖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保肾膏穴位敷贴治疗肾病肾阳虚证肾阴虚证的临床研究”、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保肾巴布剂治疗慢性肾衰竭肾阳虚证的机理研究”、湖北省卫生厅中医药科研项目“保肾巴布剂对慢性肾脏病患者生存质量影响的研究”等项目，湖北省卫生厅项目“中西医结合内服外敷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研究”经专家组鉴定达国内领先水平，湖北省科技厅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保肾液离子导入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临床研究”经专家组鉴定达国内领先水平，“中西医结合内服外敷治疗慢性肾衰竭的临床研究”荣获了湖北省科技进步贰等奖等。另外，“中药敷贴治疗咯血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荣获了湖北省科技进步叁等奖，“风湿一搽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实验及临床研究”荣获了湖北省科技进步叁等奖。
五.师古不泥、活用经方
巴元明教授研习中医近四十载，推崇四大经典之方药，始终工作在临床、科研、教学第一线，对各种肾脏病的病因病机有全面认识，辨病辨证治疗经验丰富，善于运用经方治疗慢性肾脏疾病。
1、经方时方接轨
经方结构精妙，药专效宏，效如桴鼓；仲景之后出现的时方建立于经方之上，依据经方大法加减变化而来，药物繁多，功效脏腑化，顺应了自然气候的变化，扩大了中医的治疗范围。将经方与时方合而用之，取两者之长，优化组合，以取得更佳的疗效。例如：参芪地黄汤、五苓散合二陈汤治疗脾肾两虚、痰湿内阻之不育症，其中五苓散为经方，参芪地黄汤、二陈汤均为时方，通过辨证施治，经方时方合而用之，以获奇效。
2、微观辨证
微观辨证，是在中医思维及理论指导下，将建立在生物学、解剖学、微生物学，尤其是生物化学、影像学等学科基础上的现代医学的实验室、影像等检验指标纳入到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中，运用现代医学科技将传统辨证体系渗透到细胞、亚细胞乃至分子水平，以阐明疾病证候实质及其传变规律的辨证方法。
例如：五苓散治疗肾积水。五苓散于《伤寒论》中原治太阳经证表邪未解，内传太阳膀胱腑，成下焦蓄水证。此时若按《伤寒论》条文所述“小便不利，微热，消渴”“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等症状描述，则很难与临床所见一一对应，难以准确选择适宜方剂。
因为此时病灶的微观改变存在而宏观未见，若过于强调临床症状与条文相符必然导致选方的困难。而借助B超及实验室检查等微观辨证的方法，诊断为肾积水，配合六经、八纲及脏腑辨证，符合“三焦气化不利，水液代谢失常”的下焦蓄水证，属五苓散方证病机实质，便可使用该方治疗。
3、圆机活法
因症状为表象，其背后的核心病机，是方剂运用的选择关键，谨守病机，因机而治，方可效如桴鼓。正是由于病机在辨证论治中居于主导地位，故所以只有谨守病机，切中肯綮，方能在秉承仲景思想的基础上触类旁通，经纬相贯，师法而不泥，不拘条文、证候而用经方，发挥经方优势，从而拓展经方适用范围，使其更好的用治于肾脏疾病。
例如：白头翁汤治疗泌尿系感染。《伤寒论》第三百七十条：“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第三百七十二条：“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由此可知，白头翁汤用治厥阴热痢，其病机是湿热毒邪深陷厥阴血分，气血与热毒相搏，下迫大肠；病位在下焦肠腑。根据病机相同，病位相近，引申用之，用其治湿热之邪注入下焦，熏蒸于肾，移于膀胱，水与热结，致使膀胱气机不畅之热淋，疗效显著。
4、本于阴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治病必求于本”，就是在复杂的病变中把握疾病的本质，进行治疗。巴元明教授认为，肾病之发生，究其本质为阴阳相对平衡遭受破坏，发生阴阳的偏盛偏衰，故而调整阴阳是巴元明教授治病求本的具体方法。仲景于《伤寒论》中指出：“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可见和阴阳是把病理状态调整为生理状态的基本方法。
例如：加减复脉汤治疗肾阴虚证之慢性肾小球肾炎。吴鞠通《温病条辨·下焦篇》曰：“风温、温热、瘟疫、温毒、冬温，邪在阳明久羁，或已下，或未下，身热面赤，口干舌燥，甚则齿黑唇裂，脉沉实者，仍可下之；脉虚大，手足心热甚于手足背者，加减复脉汤主之。”由此可知，加减复脉汤原用治温热病后期，邪热久羁，下焦阴液亏虚证，为典型的滋阴之剂。肾阴虚证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可见蛋白尿、血尿，咽干口燥，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头晕耳鸣，舌红，少苔，脉细等症。以加减复脉汤治疗，滋补肾阴，可收显效。
六.病证结合、善治结石
尿路结石，属中医学之“石淋”、“血淋”等范畴。中医学认为，尿路结石的产生，常因地处湿热，或多食辛热肥甘之品，或嗜酒过度，酿生湿热之邪，湿热下注，膀胱气化不利，湿热蕴结下焦，日积月累，浊质凝结而形成结石。其病邪主要为湿热、气滞与血瘀，病位主要在肾与膀胱。巴元明教授在传统辨证论治的基础上，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针对尿路结石的主要发病机制，严格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组方选药，研制成排石冲剂。全方由金钱草、海金沙、鸡内金、王不留行、滑石、冬葵子、白芍、石韦、川楝子、牡蛎、甘草等组成，共奏清热利湿、行气活血、排石通淋之功。
“排石冲剂治疗尿路结石的临床研究”这一课题研究结果表明，排石冲剂治疗尿路结石（湿热下注型、气滞血瘀型）疗效显著，其总有效率、结石排除率分别为86%、68%；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排石率分别为77.8%和84.6%，结石排出时间为21.46±11.76，症状体征总积分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对脓尿、血尿好转率分别为91.7%、96.9%。
另外，“排石冲剂治疗尿路结石的临床研究”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